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，经济体制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，把这两种变革紧密结合起来，把这两方面都搞好，我国经济就会更好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。参加政协九届三次会议的科技界、经济界、企业界的不少委员，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都谈到了这一点。以下是记者的部分采访笔录：
中国科协副主席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左铁镛委员：
邓小平同志说过：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”，江泽民总书记则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了科技创新的问题。科技创新是比较难的，在我们目前的经济工作中，创新科技的成分还不够多。有几个数据比较说明问题：农业经济时代，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10％；工业经济后期达到了40％；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将达到80％以上，目前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60％；而目前我国只有20％左右。因此，加强科技的创新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。江泽民总书记多次提到科技创新问题，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，又提出了“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，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”。现在理解，这种创新更贴近21世纪的发展需要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争取对经济更大的贡献率。当然，科技创新离不开体制创新，要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，促进科技创新。民进中央副主席、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委员：
改革本身就是一项创新的事业：创新是发展的杠杆，创新也是科学的灵魂，是科学精神，也是科学方法。中国的学者专家有许多素质堪称世界一流，但在创新这一点上，似乎有先天的欠缺。江泽民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创新思想很有针对性。全国政协常委、中科院院士叶大年委员：
中国人的哲学更趋于守旧、中庸。从这一点上说，江泽民总书记反复提到的创新思想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。企业的创新是在新的基础上的创新，是在新的产品刚刚投入市场的时候就考虑创新。理论上的创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，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行，一定要有全民素质的提高做基础。全国政协常委、上海市政协副主席、原上海太平洋机电集团董事长黄关从：
科技创新固然重要，但体制创新更为重要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，我国加入WTO以后，产品的竞争将更加激烈，要适应这个新情况，企业就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，参与竞争。但企业的机制不解决，经营者和科技人员就无积极性开发新产品。因此，必须从体制上解决问题。这样，科技人员才有创新的动力。企业靠产品在市场上占有份额的提高获得好的效益，科技人员通过企业获得的效益有所收益，同时也从产品开发中获得好处，如此才能形成良性循环。如果我们不去建立新的体制，就会挫伤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，造成人才大量流失。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朱高峰委员：
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在相互作用中协调发展的。没有科技创新这个生产力的变革，体制创新这个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没有内容；没有体制创新这个生产关系的变革，科技创新就缺少条件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就已经是经济的内在动力和因素，而不是外部的东西。从国企这一块看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把企业当作技术创新的主体。严格地说，企业和科技之间，不是结合的问题，成果转换的问题，而本身就是一体的。说明我们在观念方面的问题不小。那么，体制的制约因素有哪些呢？第一，现在体制上并没有打破原有的格局，机制上没有建立起促进企业发展依靠技术进步，促进科研院所发展依靠出售技术的配套制度。最近一两年，情况有了一些变化，实力较强的开发性研究所相当一部分转给了企业，但对促进其他企业的技术进步没有产生多大影响。科研和企业在体制上仍是分离的。第二，企业本身也有大量的技术力量，但并没有真正搞技术开发。目前在国有大型企业中，建立了技术开发机构的还不到半数。许多企业本身没有这个任务。一方面有政策上的束缚，但主要还是认识问题。一般的做法是有利润就搞开发，没有利润就不搞开发，这是错误的。企业的技术开发费用应打入企业成本，而不应从利润中出。我国科研开发在企业中还没有被看成是生命线。著名女科学家修瑞娟委员：
科技体制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。国家各种基金的管理和分配模式，各种评奖制度似乎还没有摆脱传统的模式，还做不到完全有利于发现和鼓励而不是挫伤人才，做不到完全有利于建立有发明创造能力的队伍。左铁镛：
要使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很好地结合起来，必须做到三条，一是转变观念，认识科技创新对经济的贡献，要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；二是对于我们搞大学教育的人来说，除了重视这件事，更主要的是培养队伍，培养有创新意识的科技人才，重视为国家输送合格的、具有创新意识、创新精神、创新能力的人才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高等学校要做的是把科技创新的能力转化成生产力，促进高科技产业，走产学研的路子，促进科技经济和教育的结合，把高校建成大学科技园区，也就是生产力促进中心。三要以人为本，为科技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，朱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了这一点，这的确使大家深受鼓舞。朱高峰：
从国企发展和进步的角度说，体制创新，第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，确立技术进步在国企发展中的地位，要从过去单纯依靠资源投入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上来；第二，主管部门要对企业分类指导，根据条件确定是否建立、建立怎样性质的企业内部开发机构，同时企业开发机构必须与独立研究所有根本性区别，必须从市场需要出发；第三，中小企业应由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扶持，建立行业性或公共性的服务机构；第四，政府要逐项研究与改革相关的政策，逐步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的环境。北京大学科技实业发展中心总经理晏懋洵委员：
我想科技创新一是要抓观念文化的创新，二要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。从国家来讲，应该对重点计划项目的进展情况和转换的可能做到胸中有数，重点扶植，迅速将成果的科技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、市场优势。应该发扬“两弹一星”精神，即集中投资和集中各路优秀人才，来搞与国计民生生死攸关的项目。当然，这必须以体制创新这个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和保证。
